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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卡塞尔打造成“最具政治性的”文献展?
2017年06月13日 来源:

印度艺术家Nikhil Chopra正在布置自己的作品


印度艺术家Nikhil Chopra的作品局部


印度艺术家Nikhil Chopra在废弃的卡塞尔地下火车站(Ehemaliger Unterirdischer Bahnhof)打开了他的圆顶帐篷,布做的墙壁布满了希腊雅典的海景画。他刚到卡塞尔,正全神贯注地试试把他带来的作品嵌入这个地下空间。作品叫作“在风景里画一条线”(Drawing a line through landscape),这是他在路上完成的。路非常的遥远和漫长:从雅典到卡塞尔3000公里, 途中经过希腊的山脉,保加利亚的远道,罗马尼亚的荒野,以及布达佩斯的艺术空间。 在这条路上,帐篷作为工作室, 作为见面的地方, 作为艺术家的家。到卡塞尔的时候,Nikhil Chopra 完成了一个异常具有符号性的路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是这几年许多难民走过的路,这条路在许多层面上也代表着今日世界的领土权利和特权。

文献展开幕第一天,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


两位德国年轻人于4月8号从雅典骑单车到卡塞尔


这件作品的符号性对今天(6月10号)在德国卡塞尔开幕的第十四届文献展的代表性可谓非同小可。实际上,就在两个月前(4月8日),本届文献展已经在希腊的雅典拉开帷幕。透过离开文献展的起源地——卡塞尔,本届文献展的艺术总监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试图打开对今日全球化下的权力分配的反思空间。

卡塞尔文献展开幕后的售票处


正在搭建中“书籍万神庙”(Parthenon of Books)


因此,既在雅典又在卡塞尔展出的艺术作品是在对待难民和经济危机, 讨论政治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问题, 以及反思历史和历史的书写。这也响应了本届文献展“从雅典学习”的标题。纵观整个文献展,其展出的作品和策展方式显示,“学习”是一个多层,漫长的过程。 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强调,真正的“学习” 是从离开已有的观念开始,而“去学” (unlearning)是学习的第一步。文献展透过揭示被全球化的世界之纠缠,强烈鼓励观看者反思自己已有的思维方式和观点。“学习” ,因此也被理解为一个需要对不同的政治性,地域性,美学,地缘政治等的局面的反思。

在Fridericianum美术馆展出的雅典国家当代馆收藏品



在Fridericianum美术馆展出的雅典国家当代馆收藏品


当希腊艺术家Zafos Xagoraris的作品“欢迎门(The Welcoming Gate )”——在几面旗帜下用希腊语说“你好”的大标语——在反思德国和希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荒谬关系的时候,观众必须要开始反思历史事件在世界不同地方的集体记忆中不同的呈现和含义。

Arnold Bode 作品对面展出的是格哈德里希特画的Arnold Bode 的肖像


艺术家Máret ánne Sara在新新画廊(Neue Neue Galerie)的作品Pile o`Sápmi


另外,许多作品也让观众反思今天这个似乎被使均质化的世界内,不同的个体与群体, 以及生活在不同环境内的民族要对待的不同问题。自身是萨米族的艺术家Máret ánne Sara的作品Pile o`Sápmi (2017)——一个挂在曾作为邮局的新新画廊(Neue Neue Galerie)用驯鹿的头骨做的挂帘,在挂帘附近布置着艺术家与挪威政府谈判文件——在反思生活在北挪威的萨米民族和挪威政府之间的冲突。以牧羊和驯鹿为生的萨米人反对挪威政府以环保为由而宰杀萨米人的驯鹿。作品旨在反思政治性, 环保方面的问题。同时,艺术家也指向与精神以及殖民有关的问题。在挂帘附近的一个小展厅里,艺术家还展示了两张摄影作品,其中一幅展示了加拿大的原住民把死过的动物的骨头堆成一大垛,其用意是为了把动物的灵魂链接到那块土地;另一幅展示的则是被砍下的还带有鲜血的驯鹿的头,其意在反思挪威政府对萨米人文化,传统和习俗的忽略。

在Neue Galerie(新画廊)展出的卡塞尔文献展创始人 Arnold Bode 的作品


Fridericianum美术馆瞭望台上冒起的硝烟,也是本届文献展作品之一


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因此也在反思知识生产和知识存量:我们怎样对待知识,以及什么才算知识。Abel Rodríguez于1940年代生于亚马逊盆地,属于Muinane族,其绘制的图画为研究热带雨林的西方学者。

他用一种在西方的植物学书里被广泛使用的风格来传授其从叔叔那里学到的知识。以这种方式,他把Muinane民族口头传承的知识与历史翻译并输入到另一种知识系统。当绘制图画的人不把自己看作艺术家,而其这些图画又进入当代艺术文献展的时候,这些图像作为什么存在? 是不是一种证明有不同理解方式和沟通方式的证据? 而图画在艺术展中出现,这一事实,定也促使观众反思口头知识在世界中地位与被认同的可能性,以及在西方思维中书写的知识才是真正可靠的知识的隐性看法。

本届文献展在Documenta Hall展出作品一瞥


塞内加尔艺术家El Hadji Sy的作品 Les Pecheurs


德国雕塑家Carl David Echtermeier的雕塑系列“艺术之国家” (Lander der Kunst)


此外,文献展还有追求结构知识系统的后结构主义性的作品。如泰国艺术家Arin Rungjang的video作品“246247596248914102516。。。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把虚构与真实的边界使动摇, 从而质疑一般人对真实的概念。

可是,探索“知识”的意义和内涵并不仅限于单独的作品, 整个文献展的策划方式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在新画廊 (Neue Galerie)作品的布置:英国殖民者于19世纪末从非洲贝宁偷来的古面具被放置在德国雕塑家Carl David Echtermeier的雕塑系列“艺术之国家” (Lander der Kunst)旁边,这样直接指向了欧洲对有艺术文化的国家之定义:除意大利、英国、德国等一些国家外,非西方国家并不属于。

英国殖民者于19世纪末从非洲贝宁偷来的古面具



Neue Galerie(新画廊)展出的作品


艺术家Marie cool fabio balducci 行为作品现场


这个策划方式也揭示出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另一个大题目:殖民历史与其至今的余波。可被看为欧洲启蒙运动体现的Orangerie城堡,是墨西哥艺术家Antonio Vega Macotela的作品The Mill of blood(血磨,2017) 的创作背景。艺术家重建了一个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让原住民奴隶运营的铸币机。在卡塞尔市中心的广场上,Olu Oguibe放置了一个方尖碑,名字叫作“为陌生人和难民的纪念碑” (Das Fremdlinge und Flüchtlinge Monument, 2017)。这件作品实际上是在反思作为陌生人和难民的遭遇,但看到方尖碑,观看者不可能不会联想到巴黎Place de la Concorde的方尖碑,并由此再联想到西方在殖民历史中偷窃的无数文物。

墨西哥艺术家Antonio Vega Macotela的作品The Mill of blood



德国艺术家Maria Eichhorn的作品Rose Valland Institute


德国艺术家Maria Eichhorn的作品Rose Valland Institute


说到“偷”,德国艺术家Maria Eichhorn的作品Rose Valland Institute (2017) ,是一个号召去研究出被纳粹偷的书和艺术作品之物主们的研究性装置。文件,照片和物件环绕在一个好几米高的书架周围。书架里的书都是柏林市图书馆在1943年从犹太人那里拿到的。在新画廊展出的作品信息显示,至今还没有被研究出来书具体的来源。


智利艺术家Cecilia Vicuna行为艺术作品现场


Abel Rodríguez的作品之一


从Maria Eichhorn 的作品继续走到下一个空间, 观看者会先看到一幅并不特别显眼的中画幅油画。等再看到画旁的信息后,这幅画才变的重要。它是卡塞尔文献展的创始人Arnold Bode的一幅油画。透过让这幅画进入文献展, 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好像在问值得在文献展被展出的到底是什么?Bode的作品从美术史脉络的角度来看不重要,但是Bode开创的文献展的定义权至今依然非常强,并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艺术圈的发展趋向。

瑞士艺术家Miriam Cahn作品


Neue Galerie(新画廊)展出的作品


艺术家组合 Prinz Gholam 录像作品 Speaking of Pictures


Documenta Hall门前的装置作品


这是一个很丰富的文献展,也是目前最具政治性的文献展。它试图在今日不确定的时代震撼我们去接受世界一定有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而并不去追求简单地解决它。这次文献展会让观看者开始考虑、反思、质问,从而开始“去学”(unlea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