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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香港:孔祥熙家族收藏的傅抱石《琵琶行》有望创出天价
2017年11月14日 来源:


《琵琶行》创作于1945年,是傅抱石人物画、诗意画全盛时期的杰出代表作。其创作题材来源于中唐诗人白居易脍炙人口的名篇《琵琶行》。画中傅抱石营造对角呼应的缜密构图,以精妙的笔法和对光影的巧妙运用,将造型和色调完美融合。画中枫树枝叶繁茂,笔触恣意豪迈;人物神情丰富,刻画入木三分,画家尽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哀愁情绪表现的淋漓尽致,宛如寒夜中传来的人间可哀之曲,由此创造出一种既纵横挥洒、无所拘束,又鲜艳精工、高古典雅的人物画新面貌。此作由孔祥熙家族珍藏六十余载,秘不示人,甫一面世,震动艺坛,可比肩博物馆中所藏最精者,实为傅抱石人物画创作的巅峰之作。

傅抱石《琵琶行》以单品专场形式亮相佳士得秋拍,又要创天价了!

傅抱石 《琵琶行》

立轴镜框 设色纸本 一九四五年作

题识:乙酉(1945年)惊蛰前二日蜀中写,傅抱石。

钤印:抱石之印、抱石得心之作、踪迹大化

来源:

孔祥熙家族旧藏

著录:叶宗镐编,《傅抱石年谱(增订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44页。

估价待询


唐人名篇 人物杰作

傅抱石对历代文学艺术研究深入,并对诗画关系具备独到理解,《琵琶行》亦成为他入蜀之后最为钟情的题材之一,以《琵琶行》诗意入画的创作延续整个四十年代。据画家女儿傅益瑶回忆,她见过其父最早的仕女画,就是《琵琶行》,乃是入蜀后早期的作品。现存《琵琶行》作品以1944-45年间创作为多,可见是画家经过长时间成熟准备后才投入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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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傅抱石,《琵琶行》,1944年作,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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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傅抱石,《琵琶行》,1944年作,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藏《琵琶行》(图1),年款记为甲申之春,作品重点围绕在诗人、琵琶女与客三人,其构图仍未偏离中国画之深远、平远传统。同为南京博物院藏《琵琶行》是已出版的最负盛名的一幅(图2)。全画写六人一马,以左上右下的方式构图,中间以巨大枫树遮天盖地。其构图奇绝,已经初具斜角对应的雏形,人物动物兼具,乃傅抱石人物画中所少见,遂成为博物馆藏品中最精者。作品未具年款,唯博物馆将其定为1944年,据此推断应为上一幅之后所创作,构图方式已经发生明显变化。除抗战入川后集中创作的一批作品,另有作品偶见于1949年之后,如南京博物院所藏斗方大小之《琵琶行》(图3)。1949年之后,因政治环境改变,傅抱石已将创作重心转向山水画,人物画极少见。此件逸笔草草,重在写意,但仍可见画家对此一题材入画之钟情与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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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傅抱石,《琵琶行》,1950年代,南京博物院

本次呈现的《琵琶行》作品年款清晰,为乙酉惊蛰前二日所作,具体应为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公历三月四日),乃是抗战时期的尾声,也是傅抱石创作最成熟之阶段。其题款方式、画面构图类比1944年南京博物院作品,乃同类题材之仅见,但明显此幅更加成熟、大胆。枫树当心而立,左下右上贯穿画面,上遮天下压地,整个空间立刻显得紧迫逼人。枫树用笔肆意纵横,而人物描写精细整饰。六人一马,由枫树隔为两组,人物画幅更大,表情表现细腻,为傅氏人物画所难得一见。右下角的侍从马夫相对较大,近大远小的对比使画面产生强烈的纵深感。画面中心自然放在左上三人,其背景以澹灰绿色渲染,右上依稀可见半轮明月,表现出月色映照在江面上所产生的朦胧恍惚之感觉,正所谓「别时茫茫江浸月」,颇有戏剧舞台的效果,此为博物院作品所未能比。画中六人神态各异,整体调子阴郁,倒是一匹白马成为画面亮点,黑白反差的强烈对比更强化了画面的戏剧效果。相较于1944年之作品,此幅晚写一年,画中更钤「抱石得心之作」,画家经过更多思考,其创作也更加成熟果断。

此幅写成后由孔祥熙家族收藏,辗转台湾、美国,至六七十年代孔氏夫妇先后作古,后人继承,秘藏孔家,再未出现于公开场合。2010年,此作由佳士得拍卖,一经面世,即改变世人对傅抱石人物画存世作品格局之认识,创下当年傅抱石作品拍卖世界纪录,奠定其傅氏人物画代表作之地位。


晋唐衣冠 高古风貌

「根据中国画的传统论,我是往往喜欢山水云物用元以下的技法,而人物宫观道具,则在南宋以上。」

傅抱石历史人物画乃抗战入川之后才开始大量出现。他对历史人物题材的兴趣与傅氏身兼画家和艺术史学者的双重身份密不可分。傅氏在二十七岁就写出《中国绘画变迁史纲》,深得徐悲鸿赏识,后在他的支持下赴日留学,继续研习中国美术史。由于傅抱石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因而作品往往保存浓厚的历史气息,早至上古人物,如湘君、湘夫人,战国的屈原,汉代的苏武,魏晋竹林七贤,近至南宋文天祥、清代石涛,无不曾入其人物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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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桥本関雪,《琵琶行》,1910年作,六折屏风一对,川村纪念美术馆

傅抱石早年在日留学期间虽专攻美术史,但并未放弃绘画创作。《琵琶行》这一主题亦出现在日本近代绘画中。傅抱石留学日本时,相信有机会看到二十世纪初日本风行的历史画作品,其中以横山大观、桥本関雪等人的作品最为典型。后者在1910年曾创作《琵琶行》六折屏风一对(图4)。傅氏当时作为学生,或许会记下此一题材作品,在日后创作构思时成为题材的选择。但二者在具体画面的营造以及技法的使用上却截然不同。与日本画大肆强化色彩、光影的表现而使绘画装饰性十足不同,傅抱石坚守中国画的线条传统,力求刻画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再辅以淡雅色彩,人物形象古朴端庄,女性面容丰腴美丽,画面格调高雅。再加之傅抱石在美术史研究中通过历代的图像材料深入了解古人衣饰,将之应用在人物画创作中,所创作出的人物大多晋唐衣冠,极富高古气息。傅抱石自己也指出,「根据中国画的传统论,我是往往喜欢山水云物用元以下的技法,而人物宫观道具,则在南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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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傅抱石,《屈原》,1947年作,佳士得香港,中国近现代画,2010年11月30日,编号2669,成交价15,22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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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傅抱石,《武则天》,1960年作,佳士得香港,中国近现代书画(二),2005年11月28日,编号922,成交价4,040,000港元

在傅抱石的人物画创作中,郭沫若起了相当的引导作用。在东京留学期间,导师金原省吾就介绍傅抱石与同时期在日的郭沫若认识,从此二人结下终生友谊。1942年,郭沫若创作出五幕历史剧《屈原》,在战时力图表现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受此影响,在《屈原》公演后,傅抱石即创作出第一幅《屈原像》,之后同题材作品更是不断出现(图5)。见证傅郭二人艺文交往的例证在建国后更多,代表性的例证就是《武则天》的创作。虽建国之后傅抱石已不再频繁创作人物画,但当郭沫若1959年写成著名的《武则天.四幕史剧》后,傅抱石隔年即创作出相应和的作品(图6),尤以武则天和上官婉儿之微妙神态令人叫绝,由此可见二人交往之深切。《琵琶行》的创作初衷是否有郭沫若发挥作用已无从考证,但众所周知,郭沫若亦有以《琵琶行》为主题的改编诗,暂可推定二人就琵琶行的创作应当有所互动:「江州司马湿青衫,一曲琵琶驻客帆。马亦低头蜷复顾,中天唯见月光寒。」


散锋破笔 入木三分

「刻画历史人物,有它的方便处,也有它的困难处,画家只有通过长期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体会,心仪其人,凝而成像,所谓得知于心,然后行之于笔,把每个人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表现出来。」

具体到人物画的创作上,线条在傅氏作品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作用。1942年,傅抱石在重庆举办个展,展出近作百余幅,是为著名的「壬午重庆画展」。在《画展自序》中,傅抱石坦言他开始创作人物画的初衷即为锻炼线条,上至上古青铜纹样,下至清代勾勒花卉,都成为他学习取法的对象。

就人物画线条取法而论,傅抱石无疑是受东晋顾恺之的影响。顾恺之的线条圆而细,描法形似游丝,故后人称之为「高古游丝描」。其基本画法是用中锋笔尖圆润细描,要有秀劲古逸之气为合,线条纤细、绵长、柔劲,没有太多粗细和轻重变化,也没有方折。在绘画衣纹转折处皆作弧形圆转,别有趣味,这点在本幅中表现非常明显。除此之外,傅抱石将写意笔法与工笔笔法乃至工笔重彩结合起来进行人物画创作,以游丝描勾勒衣纹,同时加入散锋笔法,表达出人物的动势和姿态,配合面部的精细描写,收到极好的艺术效果。傅抱石能将人物形象画的如此幽微凄迷,充分表达了女性非常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与傅抱石使用散锋笔法有关,如人物眼睫毛的绘制,都是散锋用笔的结果。以散锋用笔对人物的眼睛加以深入刻画,将人物的凄婉、勇毅、缠绵悱恻、萧散、抑郁、旷达、高洁等种种神情呈现出来,在「写形传神」历史上确实是一个重大进展。这也奠定了傅抱石近现代人物画大家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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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在作画中


抱石胸怀得心之作

《琵琶行》的创作时间正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八年前,傅抱石全家辗转武汉桂林抵达重庆,最终在金刚坡下一处极小的旧院子立足,两间分隔的房间均不过方丈大。画家每每作画时便将夫人和三个小孩请出屋外。而正是在这「连写信都不易」的方寸之地,傅抱石苦心经营,筚路蓝缕的开创了其绘画的新风貌。他的人物画格调高雅,形象高古而画面现代,感情上摄人心脾,在民族危难之际的大环境下既保持了文化重要性又做到了创新,彰显了二十世纪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画家女儿傅益瑶曾动情评说:「父亲倾入的同情心不是陪人流泪的儿戏,而是最抚慰人心的人的精神的美。父亲已经不是在叙述一个故事,而是在创造一个感情的化身。」浔阳江畔的琵琶古韵已回响千年,诉尽哀愁,傅抱石以丹青之志,穿越时空限制,上溯千年,在方寸画面中与唐代诗人心往神交,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诗歌的生命。诗言志,歌咏言,画传神,《琵琶行》诗与画,终将成为诗歌和绘画史上的耀眼明珠。